从太祖立国到神宗时，125年间，逐步确立了重文抑武、和平外交的基本国策，社会走上相对安定、富足。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员的正途，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君权相权划分明晰，宰辅专政的行政体制，极大地提高了士人的政治地位，加上优厚的俸禄待遇，强化了他们强烈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意识。那些时代的骄子，眼界、胸襟超迈千古，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像寇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等，政坛、文坛双栖，立德立功立言，都卓尔不凡。文坛上，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北宋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己好友，“五星聚奎，伊洛锺秀”，成为历史佳话。“五子”之一的张载，在北宋的星空中光芒并不那么耀眼，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张载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张载号横渠，世称“横渠四句”，它为世代传颂，影响经久不衰。对“横渠四句”，世代大儒作注者不绝。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终觉不尽其意处颇多。张载言“学贵心悟”，以我心体悟圣哲之心，有一己之见可鉴。

为天地立心，是揭豁天地规律，会通圣贤心志，立定人间规矩。天有天道，地有地德，人有性情。“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张载探讨宇宙本原，创立“气本”论，提出“参两”说，发凡孔孟仁义性善说，述天地人为一理。提出太虚无形，气之为本，气聚而成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一物两体，一物无不分裂为对立的“两端”。一故神（伸），两故化，有两则有感，互感则有通，通而生万物。他否定了神性的天，又不把天纯物质化，由此确立为天地立心的法则：揭豁天地人的大道，将它赋予天地并变成天地的意志，以天地为则，借助天地的威权，化成人间大道，内尽仁性，外赞生理，成人化物，和合众生——“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诚于此，动于彼，神之道与！”

为生民立命，是使民众行有遵循，身有安处，各尽其职，各守其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张载的《西铭》发挥颇详，其源出自孔子自述之志和《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由此，也使重礼成为张载所创关学的突出特点。

为往圣继绝学，是使孔子发明、孟子传承，此后断绝的圣学重光。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张载，时间分别过去了1500、1300多年，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张载欲代孔子立言，称“己首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需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

为万世开太平，是重建一个像西周那样的新的礼乐之世，开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一个时代的哲人，必能把握时代脉搏，发出时代的声音。“横渠四句”的宏大抱负，须是集宗教领袖、儒之圣者和经天纬地的大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才能去实现，其心之大，其志之雄，其气之壮，世所罕有。“横渠四句”出自张载一人，却可作为北宋一代士人抱负的“宣言书”来看。

天地之心立，则可达成为生民立命的目的；立心、立命，须以继往圣“绝学”为依归；三者备，则太平之世见。所以，为往圣继绝学，是其中之根本。这成为理学家们自觉的使命，也是张载毕生为之鞠躬尽瘁的事业。

佛学自东汉时传入中土，渐有取代儒学之势。唐代韩愈为捍卫儒学，回应佛学的“祖统”说，发明儒学“道统”说。提出儒学道统由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王、武王，文、武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死，不得其传，而韩愈自己是孟子之后的传人。道统说出世，虽然争论激烈，但基本为理学家们所认可。张载《圣心》诗意旨明确：儒学分圣人之心和圣人之学，道统传承背后，还有个心传系统。圣人之学可以通过礼法制度等文字材料来了解，而圣人之心则是不立文字的，它须通过学者的内省之心来领悟。孟子之后，圣学传人不是韩愈，而是自己。但张载的圣学传人身份，不为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认同，程颐和朱熹，把这份殊荣给了程颢。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张载的学术地位？张载志大才高。他少时喜欢谈兵，甚至组织民团，想夺回被西夏侵占的失地。其《文集佚存》，主要是谈兵事。21岁时，他投书主持西北军务的范仲淹。范一见“知其远器”，告诉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张载由儒入释、入老，而后再返于儒，学问日臻淳熟。他与二程谈论道学，涣然生出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宋史·张载传》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并且注重“经世致用，笃行践履”，“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张载著述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张子语录》《经学理窟》《正蒙》《横渠易说》等。影响最大的是《正蒙》。张载自认为此书意义非凡，他的学生对此书推崇之至，称“唯夫子之为此书也，有‘六经’之所未载，古人之所未言”，“人伦”及“物理”辩证都可以从中探索出答案。自明代王夫之至近代学者，多人为《正蒙》作注。他的“气本论”“参两说”，闪烁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辉，成为建构理学哲学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程颐评价《正蒙》之《西铭》，称“《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不仅如此，《西铭》“民胞物与”思想的阐释，使儒家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礼乐世界现世化了。张载的心传说，对朱熹影响很大，后来朱熹把圣人心传确定为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张载成为孟子之后圣学传人的宏愿未酬，但是，他对理学的创立，阙功至伟，可以说，没有张载就没有宋代的理学。

张载治事，践行的是一幅理想主义蓝图。张载用世之时，正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进新法的关键时期。张载经荐举入朝，任崇文院校书，神宗召见，据《行状》记，“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神宗很高兴地表示，“朕且将大用卿。”此后，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而语多不合，寖不悦。”张载和司马光等守旧派不同，他不愿为新政服务，并非存在原则分歧，实由于执政者与议政者所处位置不同所致。执政者必立足实情，使大政方针可行，而议政者则往往易于理想化。王安石身为大儒，他向往孔子推崇的周代，“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希望恢复井田制度，“愿见井地平”，使农民都有自己的耕地。他托古改制，但所颁新法，多是极折中的方案，即便如此，推行中也遭到激烈反对。张载的理想，“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推行的如果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过都是权宜之计，不足与道。他很快辞官，回归故里，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做他的井田制实验。他购田数百亩，按照《周礼》模式，把田地划分为由九块组成的“井田”，中间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四渠合一，灌田近千亩。但其道虽高，其行实难，后来连朱熹也评论为书生空想。

张载处世，视气节重于生命。明清学者评论：关中士人著风土之厚，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程颢评说张载：“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他向神宗推荐人才数十人，以张载和程颐为首。张载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评判学派之间的曲直对错，依据都是儒家的典范传统。仕途路上，合其道则留，不合其道则藏，熙宁二年、熙宁十年两次辞官。熙宁十年，神宗诏张载回京，任礼部副职同知太常，以复兴古礼，整治风化。但他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病逝于回乡路上，年仅58岁。

张载壮志未酬，英雄抱恨。那么，作为那一代士人，对他执笔写就的那份宣示抱负的“宣言书”，答卷完成得怎么样呢？思想文化领域，这是一个创造了巨人的时代，一个兴旺繁荣的巅峰时代。其理学创立，使儒学继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再次复兴，深深地融入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其史书、诗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成就，为史上所不多见。在政治舞台上，士人经历了一次主宰政坛沉浮的伟大实践。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代表，作了尽情展示和表演。他们济世拯民的探索，不乏强国富民之效，却终以失败告终。历史的结论是：这个仕人群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生的缺陷。他们主义太多，“多谋寡要”；理想过高，蹈于虚空；“意、必、固、我”的偏执难改；退让妥协的政治艺术与争一日之是非短长的学术主张相悖；又过分爱惜羽毛，缺乏舍身求法的担当，终至党争纷起，朝野动荡，人心离散，北宋覆亡。士人主宰政坛沉浮的历史，也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