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正蒙关学文化，作者许宁

  张载《西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儒家看来，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是天地的一部分。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而言，社会成员不论亲疏，皆是我的同胞骨肉，自然万物不论彼此，皆是我的伴侣朋友。“民胞物与”的仁爱思想是从社会与宇宙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的，即任何一个人，不仅是社会成员，也是宇宙的成员，不仅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也承担着相应的宇宙责任。

      我国有历史悠久的慈善文化传统，历代皆出现了备受称誉的慈善家群体和普遍的慈善活动，这些都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有重要的关联。如政府兴办或扶持慈幼局、养济院、普济堂等各类慈善机构；通过施粥、赈谷、调粟等救济、安顿灾民；著名的徽商、晋商等在经商致富之后，乐输善资，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说，“礼仪之邦”的称谓也包含了慈善文明的传统。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急功近利的取向使得这种乐善好施的风尚没有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承，没有转化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内在意识和自觉行为，以至于产生佛山“小悦悦”事件的人性冷漠，造成老人扶还是不扶的道德纠结。因此，现代社会的慈善事业建设需要树立崇高的价值理念，传承仁爱思想传统，营造人人有善心、存善念、做善事、成善举的良好社会氛围，构建现代新型慈善文明。

   儒学的公共性也正是在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融合中，进一步凸现出来。从“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等不同提法中，皆可窥察到某种急切的参与公共社会领域的焦虑和冲动。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是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东西能够形成的场域，它处于社会日常生活与国家之间，是社会影响国家行动的渠道，也是社会和政治参与可能充分达成的所在。传统中国没有类似公共生活圈或公共权威圈的概念，当然也不存在相对应于这种领域的完整的规范系统。公共权力展示和表征的是强权和特权化的等级权威。丧失平等对话的公共领域不过是代表型的伪公共领域，它“以天下之大公，行我之大私”（黄宗羲语），谈不上真正的公共性。

   因此，通过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相关慈善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和成熟，捐赠、财产、税收等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备，能否使得儒学真正获得公共领域的独立品格，从原本不充分、不完整的“公共性”发展为充分、完整、独立、现代的“公共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章节选自《关学·儒学·国学》，作者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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