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正蒙关学文化 ，作者刘泉

学风是学者的为学态度、治学方法、精神气质和人格境界。每人都需要确立一个人生方向。治学也应该先确立方向，致力于开拓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我们要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方式、学术方法、知识结构。不断产生问题意识。新的思想方式和学问传播方式的形成，不能局限于已有。我们要积极学习陌生的思维方式，发展自身的思维方式。学问传播方式，已经不仅仅是纸质媒介，电子设备、音频设备、视频设备的传播比例日益增加。传播需要根据现实需求不断革新。文字载体从甲骨、锦帛、竹简到纸张的变化，就是传播载体的变化，传播媒介不断突破限制。宋代开始，书籍增多是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知识的接受逐渐出现了选择困惑。我以何种的标准阅读书籍，涉及治学方法。学习，必然是以一种严谨的、具有逻辑体系的方法展开，而不是对知识散乱的接受。这种散乱接受，最容易导致我们知识框架凌乱而不完整。治学与修身是一体的。修身境界就是精神、气质和人格境界，是张载工夫论“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成就。不管是在知识学习上，还是人格修炼上，都具有终极状态的一致性。

汉唐儒学以经学为主，是儒家传统思想学问的基本形态。自汉代到唐代，经师是致力于经典著书的学问家，注疏家采用训诂、注疏、章句的方法治经，表现在文字学、古典文献和历史考证中。在汉唐注疏家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实证化的学风。这种学风的根本弊端是，过于注重儒家话语的形式方面，反而使儒家之“道”隐而不彰。也就是说，将儒家的道理只放在了书册上面，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二者的区别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学术研究型和实践应用型。

儒家学问、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应是两者的结合，不是任何一种的偏失。北宋理学家，致力于儒家话语的重建，以及表达形式的革新。语录体逐渐成为有别于章句注疏的解经治学方式。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唐宋学风的转变，就是话语表达形式的转变。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对人的思想的制约性与延展性不同，只有选择恰当的表达形式，才能更好地去表达思想。同时，也有助于从认知层面使儒家之道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一学风的实质，就是儒学传统知识范式的转换：从汉唐经学的实证化范式，转换为宋代经学的哲学化范式。正是在此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形成了理学思潮。理学作为宋儒从经学中分离演化出来的学术新形态，提倡不尊汉注、不守唐疏的自由精神，专意于义理的发挥。所以，它重在阐释。

一种是儒学的经学化，一种是儒学的哲学化。汉唐儒学和宋明儒学有相同性，不论是前者注疏经学化的儒学还是后者哲学化的儒学，都容易被约束、拘束在理论层面。按宋明理学的学风模式，儒学的哲学化是直接指向现实实践的，而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它只是宋明理学家进行实践的一个理论准备前提。

在张载的哲学中，体现了对经典注疏理论的哲学化、理论的实践化的统一，集中表现在天道与人性之间的双向作用。张载说：“人性固有天道。”也就是前面讲的，天地之性、天理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只是被掩盖了。人性以天道为终极依据，天道是成性工夫的目标。张载说：“必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通过学习模仿天地之道，完成自己的人性。也就是说，人要以“反本”为归依。本，就是天道。从实践层面看，由于成性有“上达反天理”的要求，所以需要通过“善反”的实践工夫，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具体落实在我们前面所说的每个人的精神气质与人格境界上。

张载指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成就“天人合一”有两个途径，由明致诚和因诚致明。当人生境界、人格境界不断提升的时候，就逐渐趋向人性的完满，向天性转化，达到“得天”的层次。“得天而未始遗人”，当你真正能够感受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时候，不仅不会遗落自己的人性，也可以包容任何人的人性。天理与人性的矛盾永恒存在。我们在具体去践行变化气质工夫时，便是在争取两者的和解。这些矛盾的出现，会导致我们人性缺失。所以，在人格修养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反思与调试。

因明致诚与因诚致明，是张载变化气质工夫的路径表述，具体表现为宋明理学发展的两条线路。如果我们结合关学史，就可以发现，张载提出“因明致诚”与“因诚致明”两条“成性”“成人”的线路，通过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别发展，最后被李二曲融合在一起了。一般在讲宋明理学时，认为清代理学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物。侧重于讲清初理学。清代初期、中期开始，文字狱兴起，理学的自由精神、自由思潮，不被清廷认可。在清代中期，戴震、章学诚是为数不多自觉传承理学的大家。到了清末民初时，阳明学复兴，理学以改革的姿态重新进入时代。清代理学总是一种反思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状态。对朱子学，则融人考据学之中。儒家学者多追溯到孔孟儒学与汉唐经学。

张载的理论构建如何具体地体现出他的学风特征呢？

第一，“勇于造道”“志道精思”的理学建构。勇，勇敢，有勇气、有毅力、有意志。造，就是创新、创造。道，可以理解为学问、理论。张载“勇于造道”的对象是儒学理论，创新儒家理论。“志道”，有志于道。“志道精思”，精则专一，专一于思考。“思”是思维的提升。在进行理论创造时，核心是通过思维能力、思辨能力推衍。好的理论，必然体现了理论创建者的思辨能力。

张载曰：“学不造约，虽劳而艰于进德，”且曰：“君勉之，当自悟。”“造约”就是要先守规矩，有一定的规模。“约”就是规矩、方向、规模。符合天道、符合人的本性、符合人的使命，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坚守的“约”。在“正惟躬行礼义”的具体实践行为中，完善精神状态与思维模式。

只有躬行礼义，才是真正的行礼义，无“躬”只是在形式上去做。我们都会反对形式主义，躬行礼义则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做事的时候要有框架，要整体设计、顶层设计，思维需要在实践中打磨，其结果就相对无限相对接近理想状态。“虽劳而艰于进德”，如果不按照这个原则，花再多的力气也是于事无功、于事无补。德性的修养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第二，张载的学风体现为“道学”与“政术”不二的主张。张载主张“道学”应当对“政术”，即对现实政治事务发挥制衡和制约作用。“道学”对“政术”应是有所贡献的，而不是说，学问凌驾于现实、脱离于现实，它们两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现实中，体现为社会层面的知行合一。张载主张“学贵有用”与此一致。明清时期，学者倡导“实学”，张载是实学的重要代表。

第三，“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方法论。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而更指向“德性”的塑造、“人性”的塑造与“人性”的圆满。张载既强调基本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强调道德理性的构建。关于“知礼成性”与“变化气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第四，“以礼为教”“敦本善俗”的社会教化使命。张载重视“以礼为教”，希望为社会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系统，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这种系统或价值体系是“宽大”之“规矩”，可以包容任何人、任何形态。他希望建立一种完整性的、全社会的价值系统、道德系统。明代冯从吾在表述张载的贡献时说：“先生学古力行、笃志好礼，为关中士人宗师。”“学古力行”指张载的学问传承自孔孟，“力行”指致力于实践。“笃志”指志向坚定，“好礼”就是以礼为教，指崇尚礼教。

张载是关中士人的宗师。关中自张载以后，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以张载的精神、张载的学问为规矩、为目的，视张载为共同的宗师。明清以来的关学学者，都特别重视张载所倡导的“以礼为教”的社会教化工作。可以说，这是关学传统学风的重要特征。张载强调礼与俗的分辨，要将礼变化到民俗当中，这叫“化礼成俗”。“化”就是变化，“礼”就是以礼为教，“成俗”，成为一种习俗。化礼成俗讲的是社会层面的。从个人角度讲是“化礼成习”，将礼仪的规定转换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行为。

第五，关心民生，多方“营画”的经世致用的作风。很多理学学者，过分地强调心性的内在修炼，忽视了社会实践。知识分子不关心现实民生，一方面排挤军事人物，导致国家军事实力下降。另一方面，忽视民间疾苦，不注重民生问题，导致民间贫穷。张载这里突出强调关心民生，具体体现在多方“营画”。关心民生这一原则，是遵循儒家经世致用的仁政和治道的传统，自孔孟传下来。根据历史记载，张载在他的家乡，确实认真实施过井田计划，同时还带领乡民兴修水利，开凿了东西两条井田渠。这是他实践“为万世开太平”伟大理想的一次重要努力。关于张载的营画方面，被其他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所掩盖了，常常被人们忽视。张载认为，人们因懒惰而安于贫穷，应该觉得可耻。他非常鲜明地倡导要改变经济上的贫贱，从而积极进取，多方营画。这种开拓精神是经世致用实学的核心体现，为儒家的经世观念和实践注入了极其宝贵的活力。

最后，在整体上说，关学所代表的是宋元明清时期陕西的文化形态。在地方上，关学是陕西各地的乡贤文化。关学的每一位代表人物，往往都是所属地方的乡贤。这个文化不仅仅是属于学者个体或家庭的，也是所在地方的精神文明标志，是我们现在值得发扬和传承的东西。

文章节选自《张载思想讲演录》，作者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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