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正蒙关学文化，作者王颖。
“绝学”一词，源出《老子》。老子说：“绝学无忧”，放弃学问，才能没有忧愁而保持人的朴素自然状态。张载则借以说明一种失传的学间，“继绝学”，就是继承孔子、孟子所创立而被后人所遗忘所曲解了的儒学。他曾作《圣心》诗一首，说：“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
他又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某自今日欲正经为事，不奈何须着从此去，自古圣贤莫不由此始也。”
张载把儒学分为所谓的圣人之心和圣人之学两部分，认为圣人之学可以通过礼法这些文字材料来了解，而圣人之心则是不立文字的，它须通过学者的内省之心来领悟，即所谓“圣心难用浅心求”。这里，张载用了一个禅宗的概念、照禅宗所说的，释迪牟尼有一个“教外别传”，怎么传法？就是“以心传心”，经过许多代的祖师心心相传，而成为“心法”。张载以为儒学也有一个“圣心”的心传系统。
“为去圣继绝学”
张载“继绝学”的原因是，当时很多学习儒学的人，由于受到佛、老之说的迷惑，而混淆了儒、佛、道三者之间的界限，张载说：“语天道性命者，不周于恍惚梦幻，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入德之途，不知择术而求，多见其蔽于被而陷于淫炙。”
“天道性命”是据《论语·公冶长》“性与天道”而发，这里喻指儒学。“恍惚梦幻”据《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而发，这里喻指佛学。“有生于无”，见《老子》，“淫”，放任，源出《孟于·公孙丑上》：“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那些自称是崇奉儒学的人，不是惑于主张世界为梦幻的佛学，就是陷于主张无中生有的道家学说，还自认为这些是最高级、最精确的理论，从而把片面的或不负责任的观点渗入儒学，使自己在进德修业的道路上误入歧途。在这些人中不仅有混同儒、道的扬雄，混同“三教”的王通，而且有当今的一些“世儒”。这些“世儒”的代表人物，张载虽没有明说，但从其思想观点来看，很显然是指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一批蜀学中人物。这个学派深受禅宗和道教的影响，他们竞相以谈禅、谈道相尚，撰写了大量文章，主张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不要辩论是非彼此。
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辙也说：“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于以之治气养心，其高不可要，其洁不可德，天地神人皆得望而敬之，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把佛教和道家、道教看作与天地共存的圣人之道，因此，儒、佛、道三教“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只有泯灭三教的门户之见，才能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并声称这是周公和孔子的“遗意”。
黄庭坚则坦白承认自己像个和尚：“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晃补之自述：“年二十许时，即知归依正法，更不生疑。”秦观针对有人以他的著作中把“浮屠、老子、卜医、梦幻、神仙、鬼物之说”于儒家学说是“是否”不分，“信诞”“不辨”的质难，特著文辩解说：“安知彼之纯不为驳，而吾之驳不为纯乎？且万物历历，同归一隙；众言喧喧，归于一源，吾方与之沉与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诞之择哉？”认为儒、佛、道等是无法加以取舍的完善学术，没有必要来区分其间的正确与错课、信实与荒诞。正是这种公开维护佛教和道教的立场，使得不少僧人和道士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如苏轼的好友有禅宗的契篙，二苏的好友有天台宗的慧辩、元净，黄庭坚的好友有惠识等。
道归一
针对上述“使儒、佛、老、庄混然一途”的思想倾向，张载批评说：彼语虽似是，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矣。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因不当同日而语。其言流遁失守，穷大则淫，推行则破。致曲则邪夜阴阳则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则能知圣人，知鬼神。
这里，张载认为，第一，道一而已分，儒学的真理只有一个，在儒、佛两种对立的学说中，这一种学说正确，那一种学说就是错误；这一种学说错误，那一种学说就是正确，所以不能把两种学说同等看待。佛教学说“其言流遁失守”，隐晦无根据；“穷大则淫”，论说宇宙万物则荒诞不经；“推行则坡”，实行起来则偏于一边；“致曲则邪”，在每件小事上都违反正道。诸如此类的错误说教，在每本佛经都屡见不鲜。因此，儒学与佛学的世界观不同，为学的宗旨、目的不同，是“二本殊归”的。
第二，只有懂得“昼夜阴阳”，即“太虚之气”的循环聚散这一普遍规律，才能懂得性和命的本质；能够懂得性和命的本质，才能懂得什么是圣人，什么是鬼神的问题，这样，才能不受佛、老学说的迷惑。为此，他反复强调要在儒学内部进行“性与天道”的教育，要学习儒学的人讲解“儒学穷理，故率性可以谓之道。浮图不知穷理而自谓之性，故其说不可推而行”的道理，并认为孔子就是通过“穷理”的途径认识性命、认识天道的楷模。他说：“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四十精义致用，时措而不疑。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
这是张载运用理学观点，杂采《中庸旁》《周易》对《论语·为政》中孔子自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作的新解释。意思是说，孔子于四十岁以前都在积累知识，学习运用，为“穷理”作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从五十岁开始探讨事物的条理、人们的本性，虽说还没有掌握但却已知道了其中所包含的某种必然性。六十岁时已经穷尽人和物的本性，听到和看到了任何征兆，心里就明白了。七十岁时知性知夭，洞悉人生和宇宙的真谛，不须思考，不用强求，自然而然地符合中庸之道。
在张载看来，只要学习孔子所谓“穷理”的经验，就能自觉地继承和维护儒学道统，防止和纠正出现“异言”。批评儒门中的“异言”是为了对抗儒门外的异端。对抗儒门外的异端，必须批评儒门内的异言，两者互相联系。
文章节选自《跟张载品国学》，作者王颖。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