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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天地】教育目的观:“立人之性” “ 求为贤人” “学为圣人”

来源:眉县文化和旅游局 发布时间:2022-03-07 15:11 浏览次数:

张载认为所谓教育的目的归咎到根本仍与人性相关,在其人性二元论的基础上,张载进一步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使“气质之性”回归到“天地之性”,从而构建起他三个维度的教育目的观,即“立人之性”“求为贤人”“学为圣人”。

在张载看来,大千世界之中世人各有不同,其秉气自然也不同,所以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立人之性”,人生而为人,正是因为教化的作用才让人摆脱了动物性而成为人。就像张载说的:“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辩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教育的第一重目标就是要让人具有人性,与动物有所区别。

张载所主张的教育的第二重目标是“求为贤人”,这是建立在“立人之性”基础之上的。作为求学之人,就应该身怀穷理尽物的思想,努力做到格物致知。

张载主张的接受教育的终极目标则是“学为圣人”,先前提到的“立人之性”和“求为贤人”则是通往教育终极目标的必经之路。先学,而后成为圣人,这不仅是张载在个人追求道路上为自己设定的最高标准,同时也是他在不断地教育实践中所奉行的最高教育准则。正如《宋史·张载传》中所记载的:“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

教育的基本目的:“立人之性”

在张载的教育观中,他将人分成了世人和儒门两大类,其中儒门自然是经过了教育教化的有学之士,分别为学者、贤人(君子)和圣人三个阶段。其中经过教化而达到“立人之性”的阶段则可以成为学者。

所谓学者,即“所学为人”。学者首先要学习儒家关于伦理道德的相关学说,并且身体力行,努力按照学说去做人做事。张载看来,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人既有物质性,又有社会性。

从物质性而言,人有着与天地万物相同的共性;从社会性而言,人与天地之间的其他物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人一旦具有了社会性,也就是具有了人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正是基于此,张载才提出了“学者当须立人之性”的观点。

首先,受过儒家学说的教化和熏陶的学者在人性层面上与世人是有所不同的。没有经过教化和学习的世人之性从本质上来说是天然的,是“气质之性”;而经过了教化和学习的学者之性则应该脱离了气质,而成为“德性”。所以,学习儒家经典,是让人们体悟人性,从中培养熏陶自己的德行和操守,就像张载再三强调的,“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身而为人,只有时时遵循礼法,才能用礼法来滋养自己的德行,有了德行才能立于天地之间。

其次,张载认为学者是经过了专门的教化和学习的,其知识构成自然应该与世人有所区别。世人所获得的知识主要是“见闻之知”,也就是说通过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所见所闻来增长见识,加强学识。而学者的知识应该是通过修习经典而得来的,也就是所谓的“德性所知”。

最后,正因为世人和学者在知识获得的途径和知识构成上截然不同,也导致了二者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上也不相同。世人,也就是普通的黎民百姓的行为实践是“日用而不知”,也就是说即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何行为举止也不会努力去与自己通过见闻所获得的知识联系上。而学者在日常实践当中遵循的则是“勉行”,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应当尊崇礼法和教化,在实践当中将所学到的学识践行。

这就是教育学习的好处所在。通过教育和学习,学者可以除去“气质之性”当中“恶”的成分,而摆脱生而为人、未经教化时原始、自然的懵懂状态。


教育的二级目标:“求为贤人”

张载有云:“克己行法为贤。”这是教育目的中更为高级的层次,也就是通过教化成为能够克己行法的贤人、知书达理的君子。贤人也好,君子也好,他们有良好的德行,能够克制自我,遵照封建礼法,按照社会所崇尚的那样去为人处世。

首先,贤人或是君子从其人性层面上来说,讲究的也是德性,但这一德性与学者阶段所强调的德性有所区别。学者的德性当中是“有我”的,是理性化的;而贤人、君子所强调的德性则已经达到了“忘我”或者是“无我”的境界。从“有我”到“无我”,体现的是一种超然的境界,这也是从学者到贤人的一大转折点。

其次,在求知方面,学者的学识讲究的是“德性所知”,到了贤人、君子的阶段,学识讲究的则是“穷理尽物”。

最后,在具体的行为实践方面,学者强调的是“勉行”,而贤人、君子则是“力行”,即“先后天而不违,顺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


教育的终极目的:“学为圣人”

张载曾经说过:“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说的是自秦汉以来,世人追求的是成为贤人,而非成为圣人,张载提出“学为圣人”的主张也是为了扭转这一盛行的社会风气。


在张载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一则在于其能“知人”,也就是说能克服掉天生的“气质之性”当中恶的部分,回归到自然本性当中的善;二则在于其能“知天”,也就是说能够发挥先天的“德性”。

首先,在知识方面,贤人有所桎梏于“德性所知”,也就是说通过理性认识来获得知识;而圣人的知识则浑然天成,是“天德良知”。

其次,在知识和道德的实践方面,圣人讲究的是“安行”,也就是“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在实践方面哪怕作出任何善举,也并非圣人有意为之,皆是发乎其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本能行为。也就是说,圣人已经能够将“天地之性”发挥到极致,真正达到“与天道合一”,同时又能够“兼济天下”,这是张载以教化为手段所追求的完美人格。

文章节选自《跟张载品国学》,作者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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