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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宋儒抱负可擎天

发布日期:2021-01-05 14:04:48 信息来源: 浏览次数:

北宋前中期,是史上不多见的士人的黄金时代。

从太祖立国到神宗时,125年间,逐步确立了重文抑武、和平外交的基本国策,社会走上相对安定、富足。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员的正途,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君权相权划分明晰,宰辅专政的行政体制,极大地提高了士人的政治地位,加上优厚的俸禄待遇,强化了他们强烈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意识。那些时代的骄子,眼界、胸襟超迈千古,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像寇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等,政坛、文坛双栖,立德立功立言,都卓尔不凡。文坛上,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北宋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己好友,“五星聚奎,伊洛锺秀”,成为历史佳话。“五子”之一的张载,在北宋的星空中光芒并不那么耀眼,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张载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张载号横渠,世称“横渠四句”,它为世代传颂,影响经久不衰。对“横渠四句”,世代大儒作注者不绝。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终觉不尽其意处颇多。张载言“学贵心悟”,以我心体悟圣哲之心,有一己之见可鉴。

为天地立心,是揭豁天地规律,会通圣贤心志,立定人间规矩。天有天道,地有地德,人有性情。“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张载探讨宇宙本原,创立“气本”论,提出“参两”说,发凡孔孟仁义性善说,述天地人为一理。提出太虚无形,气之为本,气聚而成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一物两体,一物无不分裂为对立的“两端”。一故神(伸),两故化,有两则有感,互感则有通,通而生万物。他否定了神性的天,又不把天纯物质化,由此确立为天地立心的法则:揭豁天地人的大道,将它赋予天地并变成天地的意志,以天地为则,借助天地的威权,化成人间大道,内尽仁性,外赞生理,成人化物,和合众生——“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诚于此,动于彼,神之道与!”

为生民立命,是使民众行有遵循,身有安处,各尽其职,各守其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张载的《西铭》发挥颇详,其源出自孔子自述之志和《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由此,也使重礼成为张载所创关学的突出特点。

为往圣继绝学,是使孔子发明、孟子传承,此后断绝的圣学重光。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张载,时间分别过去了1500、1300多年,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张载欲代孔子立言,称“己首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需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

为万世开太平,是重建一个像西周那样的新的礼乐之世,开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一个时代的哲人,必能把握时代脉搏,发出时代的声音。“横渠四句”的宏大抱负,须是集宗教领袖、儒之圣者和经天纬地的大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才能去实现,其心之大,其志之雄,其气之壮,世所罕有。“横渠四句”出自张载一人,却可作为北宋一代士人抱负的“宣言书”来看。

天地之心立,则可达成为生民立命的目的;立心、立命,须以继往圣“绝学”为依归;三者备,则太平之世见。所以,为往圣继绝学,是其中之根本。这成为理学家们自觉的使命,也是张载毕生为之鞠躬尽瘁的事业。

佛学自东汉时传入中土,渐有取代儒学之势。唐代韩愈为捍卫儒学,回应佛学的“祖统”说,发明儒学“道统”说。提出儒学道统由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王、武王,文、武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死,不得其传,而韩愈自己是孟子之后的传人。道统说出世,虽然争论激烈,但基本为理学家们所认可。张载《圣心》诗意旨明确:儒学分圣人之心和圣人之学,道统传承背后,还有个心传系统。圣人之学可以通过礼法制度等文字材料来了解,而圣人之心则是不立文字的,它须通过学者的内省之心来领悟。孟子之后,圣学传人不是韩愈,而是自己。但张载的圣学传人身份,不为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认同,程颐和朱熹,把这份殊荣给了程颢。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张载的学术地位?张载志大才高。他少时喜欢谈兵,甚至组织民团,想夺回被西夏侵占的失地。其《文集佚存》,主要是谈兵事。21岁时,他投书主持西北军务的范仲淹。范一见“知其远器”,告诉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张载由儒入释、入老,而后再返于儒,学问日臻淳熟。他与二程谈论道学,涣然生出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宋史·张载传》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并且注重“经世致用,笃行践履”,“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张载著述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张子语录》《经学理窟》《正蒙》《横渠易说》等。影响最大的是《正蒙》。张载自认为此书意义非凡,他的学生对此书推崇之至,称“唯夫子之为此书也,有‘六经’之所未载,古人之所未言”,“人伦”及“物理”辩证都可以从中探索出答案。自明代王夫之至近代学者,多人为《正蒙》作注。他的“气本论”“参两说”,闪烁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辉,成为建构理学哲学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程颐评价《正蒙》之《西铭》,称“《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不仅如此,《西铭》“民胞物与”思想的阐释,使儒家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礼乐世界现世化了。张载的心传说,对朱熹影响很大,后来朱熹把圣人心传确定为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张载成为孟子之后圣学传人的宏愿未酬,但是,他对理学的创立,阙功至伟,可以说,没有张载就没有宋代的理学。

张载治事,践行的是一幅理想主义蓝图。张载用世之时,正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进新法的关键时期。张载经荐举入朝,任崇文院校书,神宗召见,据《行状》记,“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神宗很高兴地表示,“朕且将大用卿。”此后,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而语多不合,寖不悦。”张载和司马光等守旧派不同,他不愿为新政服务,并非存在原则分歧,实由于执政者与议政者所处位置不同所致。执政者必立足实情,使大政方针可行,而议政者则往往易于理想化。王安石身为大儒,他向往孔子推崇的周代,“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希望恢复井田制度,“愿见井地平”,使农民都有自己的耕地。他托古改制,但所颁新法,多是极折中的方案,即便如此,推行中也遭到激烈反对。张载的理想,“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推行的如果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过都是权宜之计,不足与道。他很快辞官,回归故里,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做他的井田制实验。他购田数百亩,按照《周礼》模式,把田地划分为由九块组成的“井田”,中间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四渠合一,灌田近千亩。但其道虽高,其行实难,后来连朱熹也评论为书生空想。

张载处世,视气节重于生命。明清学者评论:关中士人著风土之厚,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程颢评说张载:“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他向神宗推荐人才数十人,以张载和程颐为首。张载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评判学派之间的曲直对错,依据都是儒家的典范传统。仕途路上,合其道则留,不合其道则藏,熙宁二年、熙宁十年两次辞官。熙宁十年,神宗诏张载回京,任礼部副职同知太常,以复兴古礼,整治风化。但他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病逝于回乡路上,年仅58岁。

张载壮志未酬,英雄抱恨。那么,作为那一代士人,对他执笔写就的那份宣示抱负的“宣言书”,答卷完成得怎么样呢?思想文化领域,这是一个创造了巨人的时代,一个兴旺繁荣的巅峰时代。其理学创立,使儒学继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再次复兴,深深地融入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其史书、诗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成就,为史上所不多见。在政治舞台上,士人经历了一次主宰政坛沉浮的伟大实践。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代表,作了尽情展示和表演。他们济世拯民的探索,不乏强国富民之效,却终以失败告终。历史的结论是:这个仕人群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生的缺陷。他们主义太多,“多谋寡要”;理想过高,蹈于虚空;“意、必、固、我”的偏执难改;退让妥协的政治艺术与争一日之是非短长的学术主张相悖;又过分爱惜羽毛,缺乏舍身求法的担当,终至党争纷起,朝野动荡,人心离散,北宋覆亡。士人主宰政坛沉浮的历史,也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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